中国诗学中的很多范畴源自佛教或受佛学影响。以譬喻为例，佛教譬喻表现形式丰富、富含思维智慧、多为有目的的创作，通过佛经的传译与影响，传统文人对譬喻有了更深的认识、更自觉的运用，以至佛教文学中的诸多譬喻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
譬喻是佛教中最受重视的传法方便
譬喻在佛教经典的经题中占有重要位置。佛教经典的经题一般由人、法、喻三个元素构成。人为说法者，即释迦牟尼佛；法为教法；而喻就是譬喻，即说法的方便、方法。将譬喻这种传法方法与传法者及所传法并论，可知譬喻在佛教所有传法方便中地位独特。
佛教经典中有专门以譬喻结卷者。如后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一卷，全经由12个譬喻组成，相当于12个故事形成12个段落。经典的开始为“昔有比丘聪明智慧，时病危顿”，而并非常见的“如是我闻”；每个段落几乎都是“昔有（比丘、贤者、贫家等）”这种讲故事的形式开章；每个故事段落后面并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宣讲。全部经典如同一部寓言集。许多佛教经典，经名并未出现譬喻之词，但仍以譬喻为主要方法，如流传甚广的《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经题实际上是由法与喻构成。
佛教经典为宣扬佛教幽深玄妙的教义，运用了人们能够并乐意接受的传法方便。《法华经》中有一段对譬喻运用的说明，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譬喻运用的原因：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因而以譬喻作为说法的方便，引导众生理解。二是譬喻的特点：譬喻是对佛法的巧说，令众生喜闻乐见。三是譬喻运用的结果：譬喻能让众生明白如来知见，脱离种种执迷执着，成就一切未曾有法。在种种传法方便中，譬喻格外受到重视，是因为佛教譬喻注重生活中的事例，旨在让众生从生活中得如来知见而解脱。
佛教与儒道对譬喻的认识迥异
对真理的认识及践行的心路历程不同，文化土壤不同，使得儒家、道家对譬喻及其运用的态度与佛教迥异。
儒家的真理关乎现实此岸。《论语》所欲宣扬的道理易明白，难践行。即使是高度抽象化的道与仁，也是平易近人，而其践行则对个人品德与意志提出较高要求。“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正因儒家学说不难理解而难在践行，孔子侧重强调的是人的意志与行动力。
儒家往往是直接阐述真理。《论语》以“子曰”开章的结构与佛教经典“如是我闻”的记载相似，但阐述方式迥然不同。《论语》中记载孔子直接被问询的情况达62次，内容涉及问政、问仁、问君子之道、问孝、问礼等诸多方面，而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正面、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应有的做法。《论语》中孔子使用譬喻或近似使用譬喻之处很少，约有10处，而且每处都只有短短一句，所用譬喻都是将抽象的道理具象化。孔子提倡辞达而已，在表达方式上更多地是如实地、直白地表述观点，如宋人卫湜在《礼记集说》中所说，“所谓譬喻见于《论语》者少”。
与儒家相比，道家更多地使用了譬喻。《庄子》中诸多篇章几乎都以譬喻构成，有情节有人物，并富含思想，如轮扁斲轮、庖丁解牛、痀偻承蜩、蜗角之争等这些为今人所熟知的譬喻，奇特的人物、情节及其蕴含的智慧均给人以启迪，这与佛教譬喻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佛教是自觉地、积极地使用譬喻，而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譬喻是不得已而用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提倡绝圣弃智的庄子对譬喻与对其他修辞手法一样持批评态度：“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与夫人之为徒，通是非，而不自谓众人，愚之至也。”
佛教譬喻在中国诗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佛教经典中的譬喻不仅是表达方式或修辞方式，更是思维成果。
在表现形式上，佛教中的譬喻大多是人物的行为经历，多有曲折的情节、出乎意料的行径，涵盖了修辞学上的譬喻以及寓言、故事、神话、传说等，它不仅对修辞，也对整个表达甚至对文体（如小说）的形成都产生影响。
佛教典籍中譬喻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多具备异域文化色彩，它的新奇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丰富了人们的表达。如《法华经》中有穷子喻，以流浪的穷子回归富庶家庭比喻蒙昧之人觉悟到自性。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家族观念，人们实际上很难处于不识其父和不知其家的境地，但这种父子关系特别能显示慈父的大慈大爱、又特别能见到穷子的逐渐觉悟。穷子喻成为文人喜欢运用的譬喻，他们在使用这一譬喻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语境，从丰富的情节中获得取义的自由。
在思维特点上，为破除陈见与迷执，佛教经典中的譬喻往往会推倒思维定势、颠倒逻辑关系。如果生活中缺少典型的事例，佛教经典就会创造出所需要的人物或事例，常使人感觉匪夷所思、新颖奇特。中华文化中的譬喻则往往是从抽象到具象，重在将哲理化为生活常识。越是符合人们常识的事物，越是容易用作譬喻。
佛教譬喻之所以吸引中国文人，对思维方式的启迪是一个重要原因。《法华经》中有著名的“法华七喻”：火宅喻、穷子喻、药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医子喻。对中国文人而言，“法华譬喻”是在中华文化中不曾有过的譬喻，它们的内容及表达方式都是全新的，具有极大的独创性与吸引力，因此“法华譬喻”频繁地出现在唐宋文人的诗文之中。
中华文化中的譬喻往往是托物寓意，客观存在与主观意愿的联系有多种方式，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所以，喻体与喻依的关系往往是随意的，相比之下，佛教譬喻由于含蕴丰富深邃而独特新颖，且有明确的目的性，许多譬喻可以凝固为“某某喻”的表现形式，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以《法华经》的“衣珠喻”为例。《法华经》以之比喻人本自具有的大智慧，宝珠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人系于衣里，即意指这种智慧人人本自具足。若不觉知它，仿佛守着无价之宝而受穷。“衣珠喻”所蕴含的哲理明白易晓，受到文人的喜爱，被广泛地运用于诗文之中。王维、刘禹锡、白居易等唐代诗人都运用过“衣珠喻”。宋代喜爱用典的西昆体诗人也喜欢使用“衣珠喻”，事实上，西昆体典故的来源之一就是佛教经典。
《论语》中的譬喻则很少为后世所用。以我们暂称之为“北辰之喻”的譬喻为例。“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个譬喻没有被后世固定称为“北辰之喻”，后世描写北辰也很少涉及孔子原本的寓意，如曹子建《愁霖赋》写雨中北辰表现哀怨、陆云写北辰表现世无知音、何逊在闺怨诗中写北辰仿佛是不还家的男人，即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杜甫，诗歌中多处写到北辰，以之言朝廷，也只是借代而已。
相比之下，佛教譬喻在中国文人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如魏晋时期志人志怪小说就深受其影响，诗文中也随处可见其运用。即使是排佛者，也会不知不觉中使用双方可能都熟悉的佛教譬喻。作为一种传法方便，譬喻所蕴含的佛教思想也许并未得到广泛接受，然而它的诗学意义却得到充分表现。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