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到过最远的地方。”对年过花甲的次仁多杰来说，能够亲眼见到天安门和长城，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
而这一切的实现都缘于藏纸。因为藏纸，他在贫穷的岁月里负担起一家老小的生计；因为藏纸，他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纸制造技艺的唯一传承人；因为藏纸，他来到了魂牵梦萦的首都北京，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和长城的厚重庄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纸传承人次仁多杰
身兼重任 次仁多杰的藏纸情缘
12月7日下午，记者在北京时代美术馆见到了次仁多杰老人。他身穿传统藏袍，头带藏式毡帽，用藏语为前来参观的人介绍藏纸。看到记者打招呼，他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尼木藏纸”四个字，表情略显拘束和害羞。这是次仁老人会说的为数不多的汉语词汇，尽管口音不太标准，却让记者读懂了老人对藏纸的深厚情缘。
1951年，次仁多杰出生于尼木县塔荣镇雪拉村著名的造纸世家，是家族造纸技艺的第三代继承人。1959年，年仅8岁的次仁多杰开始跟随父亲学习藏纸制作。“当年整个雪拉村有16户人家在做藏纸，大多是迫于生活压力，把制作藏纸当做一种谋生手段。”
但好景不长，随着各地纸制品进入西藏，尼木县开始工业化生产纸制品，工艺繁琐、劳动力消耗大、产量低的传统藏纸失去竞争力，次仁多杰家曾一度停止生产藏纸。迫于生计，次仁多杰只好去学了3年木匠，还做了13年的大队会计。生计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心里却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在时刻提醒他：一定要把家传的藏纸技艺传承下去。
1985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为修复西藏古籍，需要大量的藏纸。他们找到了次仁多杰，并和他签订了为期18年的藏纸供应合同。正是这次机会，次仁多杰对藏纸的信心被重新唤醒，在全家的支持下，次仁多杰重拾几乎失传的藏纸生产工艺，决心将藏纸技艺和产品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打破瓶颈 传承和创新齐头并进
现实问题摆在了次仁多杰的面前。“藏纸原料是西藏当地产的一种叫狼毒草的野草，藏语叫‘日加’。因其外皮微毒，柔韧性极佳，具有防腐、防蛀、耐磨等特点，是制作藏纸的绝佳材料。但由于狼毒草散漫地生长在山野湿地中，而且只能在每年的6、7月采集，费时费力，且报酬低，几乎没有人愿意到野外去采集狼毒草。”
原材料匮乏，人手不足，产品单一、工艺繁琐、销路狭窄……次仁多杰坦言，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没有狼毒草，他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上山采集，或者四处求购；销路不畅，他就创新生产理念，转向旅游市场寻找生机；产品单一，他就在传统藏纸的基础上研发藏纸着色技艺，并开发中间夹带牛毛或花草的藏纸，用来制作藏纸灯罩、笔记本、雨伞等旅游工艺品。
“以前，藏纸的主要用途是佛教典籍、公文公函，档案管理等。而西藏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成为促进藏纸转型、市场化的重要契机。”2007年，次仁多杰开始转向旅游市场，他研发出的12种工艺品很受国内外游客的欢迎。次仁多杰的经营理念和制造理念也在不断更新，“民族特色更加突出，制作工艺更加细腻，产品种类更加丰富，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有机会将藏纸技艺和产品传播出去。”
面对荣誉 精湛技艺为藏纸艺人正名
从谋生手段到文化符号，藏纸和造纸艺人的身份地位于悄然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2006年5月，藏纸传统工艺正式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次仁多杰成为藏纸唯一的传承人。在他的努力下，从事藏纸制造的手工业者不再是简单的手艺人，而是制造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使者。
如今，次仁多杰和两个儿子经营着一家藏纸作坊。旺季时，作坊能达到十几人的规模，工人多是来自周边村镇的年轻人。而且，越来越多的村民农闲时去野外采集狼毒草，再卖给次仁多杰。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料不足的问题，给乡亲们带来收入的同时，也让他有更多精力投入到藏纸生产和新产品开发中。
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藏纸这一民族文化魄宝，以其独特的文化与典藏价值，开始受到国内外游客的喜爱。2011年，西藏尼木县建成了扶贫开发手工艺园，次仁多杰作为县里唯一的藏纸家庭式作坊，免费拥有一处200多平方米的场地。同时，政府还专门提供了非遗传承资金和藏纸工艺展示厅，供他向游客们提供藏纸产品、进行工艺演示。
“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政府对藏纸技艺的大力扶持，是藏纸传承和创新的基础和保障。”次仁多杰惊喜地看到，他家祖传的尼木藏纸技艺有了新活力。
相关资料：藏纸产生于公元7世纪中叶，是西藏特有的文化产品。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了造纸术后，藏汉两族的工匠们在当地没有中原造纸所使用的竹、稻、鱼网等原料的情况下,经过多年摸索，生产出工艺独特的藏纸。藏纸的原料是西藏当地一种叫狼毒草的野草，藏语叫“日加”。藏纸制作一般分去芯、去表皮、水煮、捣浆、抄造等大小十几道工序。如今，藏纸已经成为西藏的民族文化符号，见证着西藏厚重的历史和现代文明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