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图上甘肃省好像一把钥匙，自东到西锁着无数神秘的故事。在这把“钥匙”中部的金昌市永昌县，一个名叫骊靬村的小村庄多年来受到大批海内外大众传媒界和普遍公众的关注，据说那里就是安置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遗失的罗马军团”的汉代古城，外貌体征特殊的汉族村民被称为“汉代中国罗马军团”后裔。而在学术界，关于骊靬“罗马城”问题已经展开多次学术争论。
当下，骊靬村及周边村落的情况怎么样，被称为“罗马人”的村民们生活如何？关于罗马军团后裔研究有什么进展？骊靬研究对当地发展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些疑问，记着前往甘肃考察采访。
骊靬“罗马城”作为国际学术争议话题的由来
所谓的骊靬“罗马军团”问题的起点是发生在公元前欧亚大陆腹地的两次战争，分别与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有关，时间相距不过17年。公元前53年，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在卡尔莱战役中惨败，克拉苏战死，几乎全军覆没，部分突围的罗马军团下落不明。公元前36年，汉将军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奔袭千里，攻破郅支城，擒杀郅支单于。在班固《汉书·陈汤传》中对这一战役有详尽的描述，出现“鱼鳞阵”、“重木城”等词语。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 Dubs）在汉学学术期刊《通报》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的一次军事接触》，在此基础上，1957年，德效骞撰写了《古中国境内的一个罗马城》，提出汉代骊靬县是汉王朝安置罗马军团余部之城，德效骞将公元前发生在欧亚大陆腹地的这两次战役联系起来，论述认为克拉苏兵败之后，突围的罗马军团辗转来到中亚一带，陈汤攻破郅支城时遇到布置“鱼鳞阵”的防卫部队就属于罗马军团，随后，汉王朝设置骊靬城安置投降的罗马军团。
虽然中国古代传统学术亦有类似观点，但是德效骞的论文是国外学术界第一次提出骊靬是“罗马城”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不少争议，也使这一问题成为古代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个国际学术问题。德效骞的观点很快就遭到余英时、杨希枚等史学家的批评。 【详细】
“罗马军团”尚未盖棺论定
根据骊靬父系遗传变异的研究结果，不支持“罗马军团”起源说。当前的骊靬人更具一个汉民族亚人群的特征。
骊靬“罗马军团”问题从学术界进入普通公众视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哈里斯怀着寻找“遗失的罗马军团”的兴趣来到中国，在兰州，哈里斯、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关意权、兰州大学陈正义和苏联学者弗·维·瓦谢尼金组成研究组，在德效骞等前人观点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观点经过报纸转载，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也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议。 【详细】
走进骊靬村：“有大量欧洲人特征的村民”的说法不准确
骊靬村的村民在外貌上与普通汉族人差别并不大，所谓“骊靬村有大量欧洲人特征的村民”的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为了深入了解骊靬村及永昌县“罗马人”的情况，记者决定到永昌县骊靬村一带实地考察一番。 【详细】
杏树庄：偶遇像“罗马人”的“军事部长”
吕老汉说，“虽然长相有些不同，但我认为自己就是汉族人。”杏树庄、河滩村一带与骊靬村的条件相差很大。骊靬村位于戈壁荒漠中，而这一带却是永昌县重要的湿地保护地带，村间田中不时可以看到泉水汩汩流出，据说掘地数尺就能见水，与相距不远的骊靬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种植的萝卜已经颇有名气，是永昌县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详细】
汉简隋碑记录骊靬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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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通珍贵的石碑，当然它并不能证明汉代设置了骊靬县，而只是证明隋代曾有骊靬县城——我们尚不知道骊靬县的开始，但是逼近知道它的结束。 【详细】
为什么骊靬在这里
去永昌县以前，一个问题在反复叩击着记者的心头——“为什么骊靬会在这里？”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如果骊靬人真的是所谓‘罗马军团’后裔，为什么他们会定居在这里？历史的进程如何塑造了骊靬过去和现在的面貌？” 【详细】
学者眼中的骊靬：
骊靬仍然神秘并充满魅力
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卫·哈里斯受德效骞启发，为追寻所谓“遗失的罗马军团”下落之谜来到中国。在兰州，他和西北民族学院关意权、兰州大学陈正义等学者合作，在前人基础上经过研究，他们认为，永昌县者来寨（现骊靬村）就是安置西汉罗马军团的骊靬城。如果说德效骞的观点只是一个学术假说，仅限于在学术界内部讨论，那么自此随着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转载，骊靬成为大众视野中的话题。
时隔多年，哈里斯现在对骊靬研究和骊靬文化有什么看法呢？近日，本报记者联系到哈里斯先生，对他进行了采访。哈里斯今年68岁了，是澳大利亚颇为有名的作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当年和中国学者合作研究，提出的骊靬为“罗马城”观点引起中国和国际上公众的广泛关注，请问您的著作出版后在海外影响如何？
哈里斯：骊靬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在河西走廊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学者仍然对骊靬研究感兴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年我的工作得益于中国学者西北民族学院关意权和兰州大学陈正义等学者的研究工作，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的著作《骊靬：寻找遗失的中国罗马城》（Black Horse Odyssey：Search for the Lost City of Rome in China）在中国以外引起了广泛兴趣，许多人在阅读书后联系我，与我进行交流。我认为近年来关于这一题材最有影响的是“探索亚洲网络”公司（Discovery Network Asia）在2004年开始拍摄的纪录片，为此他们在中国、亚洲其他多个国家和欧洲进行了广泛的拍摄工作。
由于与骊靬相关的工作，我在1990年曾获得Italian Encyclopedic Institute颁发的Virgiliana奖（The Virgiliana Medal），由该所负责人Vincenzo Cappellletti教授颁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差不多过去20年了，您现在对骊靬为所谓的“中国罗马城”问题怎么看？
哈里斯：我的骊靬研究的灵感来自于牛津大学教授德效骞提出的假设——骊靬城是汉王朝将西方降人作为雇佣军安置的城市，这些士兵可能是在卡尔莱战役中战败的罗马军团的残余部队，他们流散在中亚一带，汉朝将军陈汤攻下郅支城后，他们成为陈汤的俘虏。
根据此后更为深入的综合研究，德效骞的假设是不准确的，因为，骊靬是在陈汤攻打郅支城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因此，骊靬“罗马人”可能并不是一个遗失的军团的士兵，而更可能是在许多个世纪中不断移入河西走廊的移民潮中的一支。当然，他们的来源和身份都还没有得到很精确的确认，因此，骊靬仍然是神秘的，并充满了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永昌当地发展骊靬文化有什么建议？近年有没有准备再次访问骊靬？
哈里斯：我认为，可以用两个方法保护和开发骊靬文化——教育和旅游。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在永昌县博物馆积累更多的考古发掘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听说了，永昌县有关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骊靬观光旅游。
为了进行骊靬研究， 1988—1991年我访问过中国。后来，为了撰写我的另一本著作《满潮》（High Tide），我还访问过中国香港、广州和佛山，那本书是关于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商业交往方面的。2004年11月，“探索亚洲网络”公司拍摄罗马军团纪录片时，我随摄制组再次访问过中国。近期，我没有访问永昌的计划，但是我很想念包括宋国荣等在永昌的我的中国朋友们。我很怀念在永昌的快乐时光！
探究骊靬村民身份之谜仍有学术价值
从学术上说，能够追根溯源，找到骊靬村居民的祖先，这本身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年前，您曾经就骊靬村居民是罗马军团后裔一说发文提出异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如今，您的观点是否有改变？
杨共乐：从相关文献分析的角度看，我觉得有关骊靬村居民是罗马军团后裔一说很难成立。对此我依然坚持我个人此前的观点。
按《汉书·地理志》的说法，骊靬为张掖郡辖下的一个县。此县位于今甘肃境内的永昌，具体设置时间不详。若与张掖郡同时设立，则其设置年代应为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这比克拉苏军团早50多年，两者之间显然没有关系。如果按德效骞的说法，该县设立于公元5年，那么它的设置也肯定与克拉苏军团无关。因为按照罗马兵制，从军服役的最低年龄为17周岁。公元前54年是17岁的青年，到公元5年就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更何况，克拉苏的军队主要来自前任叙利亚总督加比尼乌斯的东方军团和部分参加高卢作战的士兵，所以他们的最低年龄肯定要大于17周岁。用70多岁的老兵来筑城戍边显然是不可能的。另外，现有史料中，我们能够看到卡尔莱之战后克拉苏残部的去向。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更是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军突围。总之，把骊靬说成是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城市是没有史料和事实依据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成立的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将中国的罗马军团后裔作为其研究课题之一。对此，您有何看法？
杨共乐：骊靬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地点，与欧罗巴人有一些来往和接触也是非常正常的。虽然目前有一些DNA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骊靬村的居民没有罗马血统，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不管对骊靬村居民是罗马军团后裔一说持肯定还是否定的观点，在没有定论之前，都应该受到重视与尊重。（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 江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各大媒体对骊靬村居民的身份之谜争相报道，您认为媒体的介入对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杨共乐：这个事情能够引起新闻媒体关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一结论如果能够成立，那么东西方关系史确实有重新改写的必要。应该说，媒体的关注可以更好地推动学术界尽快解开骊靬村居民的身份之谜。因为从学术上说，能够追根溯源，找到骊靬村居民的祖先，这本身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早期中国罗马军团后裔”不是唯一研究项目
意大利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开展对古罗马以来的意大利文化以及中国—意大利交流史的全面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意大利研究中心”）的成立受到媒体的热切关注。有媒体报道，您在揭牌仪式上提到，希望通过挖掘发现更多有关中国早期与罗马帝国联系的证据，以证明有关骊靬村居民是罗马军团后裔的说法。对此，意大利研究中心是否已经有相关计划？
袁洪庚：意大利研究中心的成立受到学校及甘肃省、兰州市各方党政领导的高度关注。为庆祝该研究中心的成立，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教授特别邀请意大利驻华大使里卡尔多·谢飒（Riccardo Sessa）前来参加揭牌仪式。新华社甘肃分社、甘肃省电视台等中央在甘媒体和甘肃省、兰州市各级媒体共计17家单位也受邀对揭牌仪式进行了采访报道。此外，凤凰网等多家网站也在11月7—10日期间从不同角度报道了意大利研究中心成立的消息。
有关媒体提到我在揭牌仪式上表示，意大利研究中心将寻找更多中国早期与罗马帝国联系的证据。但是，我的讲话中并未涉及这一内容，揭牌仪式之前、当天和之后，我都没有见过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介绍一下意大利研究中心成立的背景？
袁洪庚：从兰州大学 “做西部文章” 的学术定位来看，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应是做西部文章的特色和重点之一。连接丝绸之路两端的秦汉—罗马、中华—意大利的综合性文化研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经多年来致力推进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友好关系的海内外知名儒商李文辉博士以及长期从事中西文化对话交流、与兰州大学有密切交往的知名学者梁燕城教授联合倡议，由李文辉博士资助，学校决定建立意大利研究中心。
意大利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开展对古罗马以来的意大利文化以及中国—意大利交流史的全面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意大利研究中心成立后有没有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有关中国罗马军团后裔的研究是否在计划之中？
袁洪庚：目前，意大利研究中心的工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步展开。首先是深入开展意大利语教学。其次是充分发挥有关学者专长，继续开展已有一定基础的古罗马历史、意大利历史的研究工作，并逐渐将研究辐射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未来，我们还要发挥兰州大学理工科优势，开展对现当代意大利在国际上领先的工业设计研究，如航空、汽车、皮革工业等方面的研究。
有关“早期中国罗马军团后裔”和“马可·波罗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展开。此外，我们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已列入近几年的学术研究规划，如：Umberto Eco研究、费德里科·费里尼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意大利时装等高档消费品在华走势等。
意大利学者对骊靬人来源的看法
严肃的国际汉学研究杂志并未刊登各路新闻媒体争相抛售的报道，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也正说明其缺乏足够的科学和文献支持。
自美国学者德效骞首次就中国甘肃骊靬人与卡尔莱之战古罗马军团后裔之间的关系提出大胆假设以来，国内外学者遂对此频频投以关注之目光，历时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学界之兴趣和热情未尝稍歇。但是，目前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国际研究成果，除了美国学者德效骞、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之外，其他国家学者的声音似乎鲜少耳闻，尤其是作为古罗马帝国直接继承者的意大利人，其对此领域的研究态度、视野和方法到底如何？我们似乎一无所知，即便像对古罗马学颇有研究的台湾学者邢义田，其借重的研究资料当中，当代意大利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关注和引用，因此，为拓宽国内学术界对骊靬人来源研究的视野，笔者特在此引介两篇意大利学者的相关论文，前者为国际知名汉学家白佐良，后者为罗马学和古代历史学专家阿迪诺菲，以期对国内学界提供抛砖引玉之助。
汉学家白佐良：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曾在1999年第1期的《华人世界》（Mondo Cinese）上发表了有关骊靬人来源的看法，该文标题为“捕风捉影：中国惊现克拉苏罗马军团后裔”（Serpenti di Mare:I pronipoti dei legionari di Crasso si troverebbero in Cina）。
白佐良首先提到了德效骞在西方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首创性，即德效骞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而发表的一系列有关骊靬人与罗马军团士兵关系的文章，如1942年《通报》总第36期上发表的《公元前35年中国与罗马的军事接触》（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5 B.C.）、1941年《美国哲学期刊》第42期上发表的同名文章；1943年于《古典哲学》第38期上发表的《罗马对中国绘画的影响》（A Roman influence on Chinese painting）。但是，与此同时，白佐良还提到了意大利学界一位与德效骞的观点和立场针锋相对的学者达菲纳（P. Daffinà）的文章《郅支单于》（Chi-chih shan-yü），该文1969年发表于《东方研究杂志》（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第44期上。
白佐良认为，公元前53年的卡尔莱战役和公元前35年怛罗斯战役作为历史事实，的确毋庸置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场战役在时间上相差近20年，因此，卡尔莱战役中最年轻的士兵，至怛罗斯战役时应该已近40岁左右，而且，在20余年的流亡生涯中，其身体状况似已不堪担当雇佣兵的体质。
不过，自1980年起，已由多个国家的考古队前往该地进行实地考古发掘，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奥地利和中国等，根据这些考古学家的说法，中国人征服郅支匈奴之后，俘获了100多人的罗马军团雇佣兵，并将其安置在今天甘肃境内一座有着上千居民的小城内，该城的名字恰和中国人对罗马帝国在汉代的称呼相似——骊靬。
此外，骊靬城与罗马的传承关系似乎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即该城的建筑格局为直角，这一点与罗马帝国时期的筑城技术极为相似，但是，白佐良对此表示质疑，并认为同时期中国的筑城方式也不乏此例。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人对于骊靬人的关注再掀高潮。自1990年的英文版《北京周刊》（Beijing Review）上刊载了一篇名为“中国的首批罗马人”（The First Romans in China）的文章之后，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接连涌现，白佐良在文中列举了俄罗斯、中国、意大利等国的媒体报道如哈里斯（D. Harris）、瓦谢尼金（V.V. Vasenkin）和柯怡萨洛夫（S.A. Koissarov）1990年发表在Obsetvo i gosudarstvo v Kitae杂志上的联合署名文章“Rimliane v Kitae: perspectivy poska”；中国人王真（音）于1994年发表于《华商报》上的文章《古罗马军消失于甘肃之谜有新发现》；1989年10月5日刊载在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上的文章《消失于戈壁的罗马军队》；1989年10月21日刊登于《晚邮报》的《在中国沙漠深处探寻罗马人消失的方舟》；1990年5月4日刊登在该报上的《一项考古发现：骊靬与罗马相似之处？》。
不过，对于上述媒体报道和关注，白佐良毫不迟疑地指出，严肃的国际汉学研究杂志并未刊登各路新闻媒体争相抛售的报道，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也正说明其缺乏足够的科学和文献支持。最大的质疑在于，上述文章的作者以一种假设作为前提，即将郅支城的100多位罗马降卒这样一种想当然的假设作为前提，从而成了一种命题作文式的论证。
此外，两千年前困顿褴褛的100多位罗马降卒，近20年之后，势必年事已长，且与当地多民族妇女通婚，那么逾两千年之后，其后裔之中仍在体貌特征上保留其先辈的遗传特征则势必极其困难，而且，克拉苏时期的罗马军团士兵在当时并非都是金黄头发和蓝眼珠，今天很多媒体的这一削足适履式的举动无疑是相当滑稽的。
最后，白佐良在文中特意附录了由意中协会（Associazione Italia-Cina）组织翻译的文章《甘肃：古罗马军队后裔》（Gansu. I Discendenti dell’Esercito Romano），该文发表于1999年的中国《旅游》杂志。
罗马学专家拉斐尔·阿迪诺菲：
意大利学界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系古代历史学家和罗马学专家拉斐尔·阿迪诺菲（Raffaele Adinolfi）所作《在中国的克拉苏士兵和蒙古、印度与锡兰的坎帕尼亚商人》（Soldati di Crasso in Cina e mercanti campani in Mongolia, India e Ceylon）。
阿迪诺菲教授对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素有研究。早在1977年，阿迪诺菲就出版了专著《罗马帝国与古代中国关系》（I rapporti tra l’Impero Romano e la Cina antica）。该书不仅在意大利国内受到关注，而且在国际罗马学界也反响不小，比如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乌尔里希·芒特（Ulrich Manthe）就对该书倍加关注，并在德国著名刊物《时针》（Gnomon）上撰文予以特别介绍。1998年11月24日，乌尔里希·芒特更亲自致函阿迪诺菲，探讨美国学者德效骞在骊靬所发现的罗马人后裔的来源问题。而且，芒特就1998年11月23日《北京周刊》上所刊载的有关骊靬的考古发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称，此次考古发掘找到了罗马人的相关遗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芒特认为，由于该报道来源于大众媒体，因此，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值得怀疑。
芒特提到的这篇文章，作者为中国人崔扁，虽然该文属于一般性的大众媒体报道，但是，由于其关乎古代罗马和中国的关系研究，阿迪诺菲还是很郑重地将其翻译为意大利文。
阿迪诺菲认为，尽管该文不属于严格的学术论文，且观点和资料来源庞杂，但是，其中还是反映出近年来国际学界对古代中西交通研究方面的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罗马帝国在中国、蒙古、印度和锡兰的活动视野。不过，众说纷纭的骊靬罗马后裔问题如果属实的话，当属于中西方交通史上的个案，而其根据和来源只有诉诸于中国的古典历史文献。
阿迪诺菲随后叙述了昔日的卡尔莱战役。当时，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共率领7个罗马军团，4000名骑兵和4000名弓箭手和投石兵。然而，卡尔莱一役，克拉苏的军队损失惨重，4万多名军团士兵，逾半阵亡，约1万人被俘。克拉苏的高卢骑兵全军覆没，其中有500人被安息骑兵俘获。按照安息帝国的战争习惯，上述俘虏被置于帝国的东部边陲并以奴隶身份从事军事服务。公元前20年，罗马帝国与安息缔约息兵，并要求后者交还公元前53年卡尔莱战役中的俘虏，但是，昔日幸存的士兵根本无从查找，那么这些俘虏的去向到底如何，则成了时至今日中西交通史上的千古之谜。
阿迪诺菲随后在文中引述了班固《前汉书》中的《陈汤传》，论及今日耳熟能详的陈汤攻打郅支城一役，并提到其中的“重木城”、“鱼鳞阵”和“圆盾”等描述，其来源为1957年德效骞于伦敦出版的《古代中国的罗马城池》（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一书，该书由阿迪诺菲本人和另一位合作者埃斯波西托（R. Esposito）翻译为意大利文，然未获出版。
在《中国的克拉苏士兵和蒙古、印度与锡兰的坎帕尼亚商人》一文中，阿迪诺菲详细叙述了上述发表在德文版《北京周刊》上的署名为崔扁的文章。其围绕的重点为该文所提到的1993年5月由部分国际考古学家针对甘肃永昌县者来寨的考古发掘报告。其中提到的发掘遗迹和实物主要包括如下4点：
其一，“骊靬遗迹”。当地人称之为“骊靬遗迹”的古城墙，该墙长10米，高1—2米，最宽处约3米，墙呈S形走势。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据当地人回忆，该墙尚有100米长。
其二，当地村民的外在体貌特征与罗马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红栗色头发、隆鼻、深目等。
其三，考古学家所发掘的古代骊靬人骨骼颇为高大。
其四，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系列古代器物，如铁头盔等。
其五，者来寨村民对牛的特殊崇拜，以及嗜好斗牛活动等，这些均与古罗马人的习俗相近。
但是，对于崔扁一文中所提的种种报道，阿迪诺菲认为，只有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发表正式的相关学术报告和与骊靬有关的科学资料及数据，才能对古代罗马与中国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关系勾画出一幅完整而又值得信赖的画面。
（作者：刘国鹏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最重要的是认同
所谓“骊靬为汉代安置罗马降人”的观点在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为谨慎起见，记者也倾向于使用“骊靬人”和“骊靬研究”等温和判断，而不用“罗马军团”等词语。
如永昌钟鼓楼东边正中的匾额“民淳俗美”所说的，永昌是一个安静祥和、民风淳美的小城。近日，记者以永昌骊靬为中心，在“金张掖”和“银武威”之间，从民族学和军事历史学等角度作粗略的考察。记者自知，这一地区的复杂性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描述完整的，也不是一个非专业人士所能报道清楚的，记者的田野调查报道只是为读者理解骊靬的时空背景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
在考察中，记者深感这一地区之复杂瑰奇，可说是渐行渐深，越看越美，令人流连忘返，记者对“大骊靬”地区文化的兴趣甚至远远已经超过了对所谓骊靬“罗马军团”的兴趣。
一方面，记者请教了一些骊靬文化研究者，查阅了一些研究论著和博硕士论文，尝试进入问题的背景和深层。记者认为，骊靬人和所谓“罗马军团”之谜，应该在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需要综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多个学科进行研究。无论如何，在研究中必须注意摒弃虚浮不实的附会，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这紧凑而充实的一周中，记者搭车经过了雪山、戈壁、湿地、草原、军马场等各种地形地貌，探访了汉塞长城、隋碑、六体文字石刻等许多珍贵的物质遗存，领略了汉族、裕固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多民族和谐共处的融洽气氛。在这样一种广阔的大天地、厚重的大历史中，记者从祁连山北麓这一角，充分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和格局。中华民族是长期地、历史地形成的开放性的共同体，多民族的聚居、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汇聚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斑斓多姿。
在采访结束之际，记者感到，在现实生活中，骊靬村民有百分之几的欧洲血统，头发、眼睛是什么颜色等问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地居民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第一位裕固族博士钟进文对记者强调时所说的，裕固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员，对于与东部裕固族一山之隔的骊靬村民也是如此。如同骊靬文化研究会会长宋国荣告诉记者的，虽然骊靬人在体征相貌上与众不同，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就是正宗汉族人。也正如杏树庄“军事部长”吕兴祥老人所说的，“虽然长相有些不同，但我认为自己就是汉族人。”
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坚定前行的最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