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鸡以它那英勇、顽强、好斗的性格著称于世，从古至今，画花鸟的画家几乎都擅长画鸡，如赵佶、沈周、陈淳、八大山人、任伯年、吴昌硕、刘奎龄、刘继卣父子、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徐悲鸿、陈大羽、黄胄等。就连家喻户晓的明代画坛圣手、大才子唐伯虎也热衷于画鸡，并留有《画鸡》诗传世至今：“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而今，中国北京山湘金鸡书画院院长山湘子画鸡也出了名，他在创作雄鸡的丹青中，大破传统技法，从而使他笔下的雄鸡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天下第一鸡”和“鸡鸣惊天地”、“中国一代鸡王”的美称。
可以说，从宋至今，一部画鸡史，就是一部花鸟史。正因为如此，鸡作为最常见的花鸟画题材，成为检验画家基本功和文艺情怀的试金石。因为，越常见的物事越难画，前有古人，今有同行。
古今画家作画，最难的并不在于技法面目，而是如何表达情怀与理想。有的人喜欢借用唐诗宋词，有的人善用哲学典籍。但大多数人选择前者。唐代大诗人李贺的一句“雄鸡一唱天下白”最能入画，也最能体现文人雅士的儒学价值与道释情怀。后来，即1950年，毛主席在其《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诗词里也借用过此句，一时激起了画坛主流画家的创作热潮，这种情形延续至今，并形成了画家写鸡的一种借物言志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是，现代画鸡名家陈大羽先生于1962年应毛主席诗意，作了一幅经典名画《雄鸡一唱天下白》。应该说，陈老的这幅画，代表了百年中国画家的精神价值与思想担当，其笔墨情趣及所思所想，都与家国、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历史上，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朝代更迭的权变之中，却从未有近现代救种、救亡的迫切形势与西学入侵。徐悲鸿、潘天寿、李苦禅的鸡，包括其所有的画，都有强烈的抗争与价值认同意识。若把他们的鸡与前人对比，古人的鸡多体现道家的田园意趣与天然的生活秩序性。他们画里的鸡，俊俏华丽，吉祥安逸，但没有近人的威严凶猛和霸悍。总体来说，近代人画的鸡，近乎人性，依于现实，内涵上多沉郁（亢奋），外观上多嘴方（尖）、目明（闭）、羽丰（疏），爪大且锋。换句话说，此种特性正是近百年至今以金石笔法为骨的大写意禽鸟的主要的主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举国亢奋的岁月，每一个有抱负的知识青年，都想为国家的建设贡献一份光和热，山湘子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在绘画上起始于北京。这个时期，毛主席的一句“雄鸡一唱天下白”更是鼓舞了中国文艺界和中国人民，关于鸡的文学与绘画题材应接不暇，高宝玉的《半夜鸡叫》、陈大羽的《雄鸡一唱天下白》在政治与文化建设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从而也影响了很多人的文艺价值取向。客观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人，他们身上的文化情结与家国抱负，都与特殊的时代有关，任何人，包括任何一位有丰功伟绩的文艺家，都没有逃脱时代对他们的影响。
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山湘子的作品里，他的作品，构图新颖、线条清晰、浓淡相宜、虚实相间、技法娴熟。特别是那千姿百态的“鸡图”更是下笔泼辣、霸气十足、空明灵动、栩栩如生，诗意般的境界使人入眼惊眸、心随意转、翻海惊澜、感慨万千、避想无限。观山湘子作画，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据山湘子回忆，一次，焦可群先生带他去李苦禅大师老家，他带了一卷画让李苦禅老师看，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并以示鼓励，然后说，画不光要有文气，也要有武气、霸悍气，比如潘天寿先生，其画的可贵之处就在这。苦老还拿起笔给他画起了水仙，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这堂课，让山湘子终身难忘。他顿时明白，画画与练武相通，武术不光能强身健体，还是一种文化精神境界。这给他的“披错法”奠定了基础。即“披错法”之威猛、阳刚、霸悍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