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箭 什么原因使为时已久的批评失语突然变成批评浮躁了呢？答案很简单：火暴艺术市场的重新洗牌。其实，市场的洗牌是无间歇的，因为市场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胜出和淘汰，胜出和淘汰就是洗牌，只要市场无间歇，洗牌也就无间歇。因此这里说的洗牌是指带有整体变更意义的大洗牌。任何事情的整体变更，都是舆论先行，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整体变更如此，政治的、军事的整体变更亦然。批评是艺术的舆论，艺术市场的洗牌当然以批评为前风。既然批评就是市场的洗牌，市场的洗牌又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占有批评话语也就加入了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不论是准备好了的，还是没有准备好的，都来通过批评来占有话语权。所谓浮躁，就是没有准备好的也来通过批评来占领话语权。“机会是给准备好了的人”之所以在今天成为经典话语，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使大量没有准备好也不想下工夫去准备的人躁动不已，不断地用“急起直追”的方式与准备好了的人共同瓜分机会带来的利益。 那么，凭什么说以往的洗牌是小洗牌，现在的是大洗牌呢？因为现在洗牌的前提是批评在市场条件下的整体失语，或变成市场的奴婢，然后是失去批评支持的艺术变成市场的奴婢。具体的操作程序是，市场经营者用钱指挥艺术家“推磨”，艺术家把钱的一部分拿出来指挥批评家“推磨”，另一部分则成为艺术媒体的经济来源，即所谓“版面费”。这种局面最终使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连坐台都没资格，文章不要稿费都没地方发，使艺术家要么跟风，要么出局。因为一旦市场经营者摸透了市场的“脾气”，就用不着在意批评家的“脾气”和艺术家的“脾气”了。我并不想把批评的失语归结为市场经营者、批评家和艺术家的良知，因为降低甚至取消批评成本，为优化成本效益用招标的方式选择批评文章，只收购符合市场需要的艺术品，只与符合市场需要的艺术家签约，这都是再正当不过的商业行为，但要加上一句，这只是一般的商业规律，更确切地说，只是寻求最快最高商业利益的短期商业行为的规律。而不是艺术这种特殊商品的商业规律，也不是艺术收藏这种长线投入的市场规律，更不是区域视觉文化建设的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当说有过两次批评失语，第一次失语是成为意识形态的奴婢，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另一次是成为市场的奴婢，这是从90年代末开始。也有两次导致重新洗牌的抗争，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后，批评对意识形态奴役的抗争，另一次就是现在对市场奴役的抗争。两次重新洗牌都为准备好了的人提供了入场的机会，同时也使没有准备好的人浮躁不安，没有入场的急于入场，已经入场的想占据更好的位置或巩固已有的位置。前一次大洗牌的浮躁高峰是89现代艺术大展，不但出现了打枪、扔避孕套、洗脚、卖虾、给领袖像打格等前所未有的极端作品，还有对总策划大打出手的展外活动。这次大洗牌虽然还没出现动手事件，但话已经狠到了这样的程度：“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由此，骂派批评从“打倒走吹捧主义道路当权派”跃升为“横扫一些牛鬼蛇神”，如果即将在宋庄召开的首届中国批评家年会采取和89大展一样包容路线，给这位新骂派人物发言的机会，很难说不再次上演武打片。 89大展之前的几年也是艺术批评与艺术刊物极为活跃的几年，不但产生了一大批批评家，而且产生了《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画家》等艺术刊物，所谓“批评家时代”主要就是指这几年。89大展之后的策展人时代，实际上是批评家时代的转型，而89大展本身就是这个转型的标志，从此，展览由展览机构组织便逐渐让位于由批评家组织，批评家则从为艺术说话变为为艺术做事，也就是当策展人。所以，90年代的著名策展人基本上都是80年代末的著名批评家，他们推出的艺术家基本上都是89大展的参展者，今天艺术市场最火的作品，也是这批艺术家的作品。而当批评家转变为策展人的时候，批评的失语便开始了，其内在逻辑是：既然说的目的是做，就不如直接去做。但批评家们忘了，一旦做不需要说了，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就都能去做了，这无异于发了全民入场卷，必然导致连策展人也会被省略的市场格局。这种大芬村化的艺术格局又必然导致拍卖价格决定论取代批评策划决定论，而拍卖价格的偶然性、投机性又增加作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收藏风险，使艺术品交易充满了炒家布下的陷阱，同时也使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彻底被市场价格所取代。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如今，批评再次活跃起来，同时艺术传媒也再次进入了活跃期，艺术网站的批评论文章急速增加，并成为最为热门的转载对象，关注批评的新兴杂志应运而生，靠出卖版面生存的艺术杂志开始割肉刊登批评文章，研讨会、论坛蔚然成风，并最终催生出中国批评家年会。大洗牌造成的不确定因素使艺术生产的跟风者迷茫，使艺术批评的跟风者躁动，使艺术市场的跟风者观望。风是哪个蝴蝶悄悄扇起的并不重要，但越刮越大却是事实，处于风口浪尖的当然是批评，因此捧派和骂派是一样的活跃也一样的浮躁。“灌水”这个网络术语，越来越适合形容批评现状，骂派指责捧派价值灌水，捧派视骂派为灌水一族，两边都有准备好了的人和没准备好的人。 这两次以批评为先导的大洗牌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背景的不同，改革开放后的一次发生在人民币和中国大贬值的历史时刻，外国资本开始流入中国，现在的这次发生在人民币和中国大升值的历史时刻，中国资本开始流向外国。上次洗牌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家除了理想什么都没有，这次则是除了钱什么理想都没有。上次洗牌的时候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都说外国的月亮更亮，外国话语成为普遍的依据，这次则共同面对亮得让人莫名其妙的中国月亮，外国话语的力量大为下降，大概也就剩下了一个格林伯格，批评又回到了泛道德化的中国方式上，“其人其画（话）”的评比规则再次重申“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文章本身，于是才有了“一概全是孙子”的评比结果和以此赢得刚正不阿桂冠的道德裁判。 以批评为先导的大洗牌必然伴随着批评的升级，不然就没有充足的力量推动洗牌。改革开放后的批评升级和同时期的产业升级一样，主要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在的批评升级则是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谓“核心技术”，就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核心逻辑结构，电脑芯片是电脑的核心逻辑结构，飞机发动机的飞机的核心逻辑结构，解决的问题不同，核心逻辑结构就不同。批评是解决艺术问题的技术，其核心逻辑结构就是文章自身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不正确，无论是捧派的“礼花”还是骂派的“炮弹”都只能是一次失败的发射，不论它包含多少外国技术或中国道德。 然而任何领域的“核心技术”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用了大约20年（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才摸透了米格21的技术，发展出中国的歼7系列，最新型的歼10战斗机连同其发动机也用了大约20年（1986年开始研制，今年正式对外公开）。中国从改革开放就开始翻译介绍西方批评方法，但了解原理与能够用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就像知道空气动力学原理与能造出飞机一样，除非是皮筋弹射的航模飞机。我从在大学开始接触符号学与语义分析，到今天已经25年，比摸透歼7、制歼10的时间还长，还不得不赞叹《达芬奇密码》的语义分析水平。中国制造业也呼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批评界也大谈批评方法论，但真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的企业，真正善于使用这些批评方法的批评家却少而又少。这里面除了客观上的难度和主观上的决心与毅力，还有大环境的影响和艺术媒体提供的名利捷径。 大环境的影响指的是全社会的整体浮躁和短期行为，媒体提供的名利捷径是因为当今艺术媒体普遍靠收取版面费和吸引眼球求生存和占据制高点，版面费间接来自捧派，之所以说是间接，是因为批评文章实际上是被“捧”的艺术家出资买断的；吸引眼球则主要靠骂派，因为骂派专找名人来骂，而这种用骂来利用名人效应要比用给个编委头衔或发表名人的文章更吸引眼球。于是，媒体自身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用捧派那里来的钱，支付骂派的稿酬，骂派的文章又反过来为捧派的文章和被捧的艺术家吸引读者。然而，捧派和骂派都有自己的难度，捧派的难度是能否侥幸被艺术家选中，骂派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捧派名人公开亮相来捧，捧派要被艺术家选中首先要和艺术家认识，然后要被艺术家认可，但只要有被艺术家看中的水平和影响力，就不缺艺术家给的这点赏钱。捧派的这种困难的双向选择必然导致骂派批判对象的紧缺，于是便出现了一有机会，骂派就群起而攻，没有机会的时候，骂派内部的“三老四少”就成了新骂派骂的对象。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被简单归类为捧派或骂派，但同时也没人否认这两派的存在。我认为两派都有自己的默认规则。捧派要靠捧得准而不是捧得狠，骂派则靠骂得准而不是骂得狠。现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既存在“无边的吹捧”，也存在“无边的漫骂”，只是落实到具体文章，很难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裁判，也无人有这个裁判权，因为批评者之间是对等言论主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