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利用科技促进文化消费的关键是人才

　　科技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关于科技发展的趋势,范周院长表示有三点:

　　首先,从趋势上来看,科技发展速度使科技产品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以前出现计算机每一代要隔二十年,甚至更长,现在计算机可能一两年一代就过去了,周期性在缩短。

　　第二,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科技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实验室的产品,它已经开始走进非常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了。

　　第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和我们许多的日常的生活,包括日常的管理都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过去用的手机是科技产品,手机最早出现就是通讯的工具,今天手机有阅读的功能、理财的功能、医疗的功能、甚至有一些其他定位等功能。

　　范周院长表示像现在科技产品的功能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反过来,科技产品又在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一些传统生活。

　　范周院长还和我们分享了这些年对民众文化消费的观察:过去人们阅读的时候都靠纸质的阅读,今天可能电子阅读已经变成了普遍现象,过去人们在接受媒体信息的时候,大家更多是靠广播、电视和平面,今天网络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北京地区电视开机率2008年的时候是78%,到了2012年的第四季度,北京电视台的整个覆盖电视开机率跌到了30%。这个变化并不是说人们不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了,而是从电视转移到了网络,或者转移到其他的移动新媒体。

　　文化消费不但没有爆发 甚至还有萎缩 

　　针对目前文化消费所处的状态,范周院长介绍,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国际上有个通常的说法,就是说当人均占有GDP达到三千美元的时候,消费会出现一个爆发期,我国现在人均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了6100多美元,这是全国平均数。像我们北京、上海、广州,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都突破了人均一万美元,北京达到了一万两千多美元,中部地区也达到七八千美元,到了西部稍微少一点。整个我们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均GDP占有量已经远超过三千美元,应该已经是倒了文化消费的一个爆发期。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我们一直在这个爆发期的边缘上,为什么文化消费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消费的爆发?

　　同时范周院长也指出事实上不光是没有爆发,甚至还有萎缩。以北京市市民为例,我们日常的文化消费,相对于十年前我们日常的文化消费,我们差不多是下降了7%个百分点,但是我们整个GDP,整个人均收入都一直在增长的。但是文化消费老是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没有爆发出来,反而下降了。

　　他认为其实我们的市场是有消费能力的,但很显然就是没有消费产品。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许多产品是有数量没有质量,以动漫产业为例,去年我国动漫生产达到了22万分钟,但是动漫整个市场也就是六百亿。这个结果和日本比较,日本动漫是10万分钟,但是市场的销售却达到了1.67万亿,我们在动画制作方面就是有数量没有质量。

　　范周院长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有就是有许多东西缺少原创性。比如最近比较火的大黄鸭,人家的原创做得很成功,我国企业就照着人家的大黄鸭做一些山寨产品。当然,颐和园因为鸭子的出现,整个去消费的人群数量很多,但提到咱们自己的产业,就表现出文化产品缺少原创性。

　　接下来他表示缺乏能够引领市场的企业也很关键,表示企业要有能无中生有打造市场的能力。比如中国人容易接受瓶装饮料,不愿意用易拉罐,但是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易拉罐变成很普遍。以前觉得洋快餐不习惯,没汤没水不行,现在各种各样洋快餐中国人也接受了。还有很多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早餐,也是和洋快餐一种结合。最近有一种产品叫柔性液晶屏,柔性液晶屏概念就是,可以把这个屏幕折叠起来,可以把屏幕带走,摊开以后把U盘插上去,就像一个电视剧终端一样。这样一种产品将来就起到引领性的作用。消费到一定阶段,就是引领。现在苹果也好,三星也好,包括iPad和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产品,都在某种程度引领消费。

　　科技改变了民众的文化消费习惯 

　　在谈到文化消费现状时,范周院长表示科技让我们文化消费更加多样化,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现在很多人电视机的开机率非常低,就是因为电视机播放节目的时间都是人们的社交时间,新闻联播七点,都在饭局上,不在饭局上就在牌局上。晚上社交活动结束了,回来洗个澡,睡前打开电视看一看,电视还有回放的功能。过去要看邮箱有没有来信,现在点开电子邮箱看有没有来信。

　　范院长还表示这些科技发展不但在改变人们消费习惯,同时也在改变人们观念。很多东西不是说有了这种消费市场科技产品才能够出现,有的时候是科技产品也在制造一个市场,而这个制造的市场有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文化产品,就要多元性。比如春晚,以前是一元化,十三亿人三十晚上都看春晚,当初没有别的选择。但现在人们的选择是多元化的,表现形态多元的。有的人就想三十晚上包饺子看春晚,有的就想喝酒聊天,倾诉终场,还有人三十晚上夜游,这都是因为科技的发展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可能。

　　对接文化和科技需要找平衡点 

　　在谈到如何对接文化和科技是范周院长表示,现在中关村很多公司的发展,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解决了很多技术平台、技术难关、技术瓶颈。而传媒大学这样一些内容生产的学校,更多是在创意上,产生一些好的创意,好的创意构思等,这两者的结合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在许多产品设计上都能看到。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舞台液压数字技术,过去我们在舞台上许多的变化不够,所以整个舞台上就显得比较死板。现在舞台可以说在时空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科技的发展满足了内容的需要。比如台湾师范大学搞了一部叫做摇滚音乐舞台剧《山海经传》,把整个山海经通过摇滚音乐剧,再加上各种各样舞台的技术的变化,呈现给观众,利用了大量现代科技,所达到的效果是以前完全达不到的。它让你感觉到把古代山海经与我们现代生活把它给打通了。

　　范周院长还表示在舞台上,时空变换不能是呆板的。最关键的是演员对于用歌剧艺术、摇滚艺术表现出魅力,每一种艺术还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不能摆脱这种规律的一般形式。就像说京剧,有一次看到一个表演说让京剧和模特混搭,大家后来就说京剧穿得这么暴露,但是再怎么暴露,京剧的唱段,京剧这些什么什么,一定符合京剧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所以说所有中关村的科技,和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内容生产的结合,到最后,技术是要为内容服务的,内容的发展又在呼唤着技术不断创新。

　　科技和文化消费之间的关联往往是人才 

　　在谈到科技和文化消费之间的关联时,范周院长认为核心是人才。并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不适应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的现实,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还是按照学院派、按基础理论、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文化产业的实际发展它是多融合,它是一种相互不断渗透的结果。拍电影,过去我们的教育是导演中心制,演员二度创作。但现在的实践完全推翻了这种方式,比如《阿凡达》整个拍摄,80%的镜头全部来自于计算机的合成,只有20%的镜头是来自于现场的拍摄和捕捉,改变了我们过去这种拍电影的这种逻辑思维关系。再比方说,我们靠男一号、男二号,现在这种男一号、男二号完全是计算机合成,所以它完全是工程师、编程师手下的结果。再比如说我们许多过去服装、道具、化妆是要靠人的手工来搭建的,今天全部靠软件自动生成的。现实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在改变着我们传统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么他如果想适应这个产业的发展,他电影人才的培养,导演必须要懂计算机,必须要懂艺术,还必须要懂得编程,现在中国哪个导演懂,没一个导演懂,所以中国不会出现卡麦隆。有的搞摄影,搞导演出身的,和科技根本没法兼容,这是人才的问题。

　　范周院长还认为不能寄希望于教育能够培养出完全适用于的人才。人才教育中学校只是一个基础教育,社会是继续教育,而在社会继续教育当中,要求人才宽口径、厚积淀,随着专业的发展不断更新知识,这块上是我们国家教育上最大的薄弱。今天做节目的后台工作人员,很多都不是搞我们这个专业的,但是现在干得非常好,原因就是他们对这个专业的情况进来了以后,马上适应,马上了解。所以我说我们的后续教育,继续教育、专业性教育,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很重要的是人才观念,对文化和科技之间这种消费关联上往往是人才。

　　科技和文化消费的发展方向 

　　在谈到科技和文化消费的发展方向时,范周院长认为其中有三个领域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第一个领域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叫做“仿生技术”,包括脑科学、生物科学,这些仿生技术对于未来的发展,将会起到一个巨大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在不断升级,包括虚拟现实,还有互动技术,包括现在看到的大数据挖掘,3D打印,这些我们把它都归结到互联网技术上,或者叫现代科技技术上。现代科技技术上的发展不论在哪个层面的,它都是一种大趋势。包括我们以大数据挖掘这一个方面来说,那么它将来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我们不可估量的,这是未来的趋势。当然大数据重在挖掘,不挖掘是没有用的。而3D打印不是在打印,而是通过核心技术改变和改革新的传统生产制造技术。

　　最后就是生态方面的发展,将来会在全球会引发一系列的改革。那么人类到了今天对生态的破坏,反过来让人类反复思考怎么和生态融合在一起。可循环经济,包括生态当中一些遗传技术,都对生态的革命产生了很多影响,但是这些都不够。生态革命最核心的是观念的转变,它实际上是从农业革命,到了工业革命,到了后工业革命,到了计算机革命,那么等于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十年后、二十年后,完全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叫做新型革命,或者是叫做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这个事情对人们的许多观念都要产生新的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