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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宋）李迪《红白芙蓉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
在日本的东京、京都和奈良这几座古都的各个角落，珍藏着众多自古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艺术珍宝。除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收藏中国书画的重镇之外，日本的中国书画庋藏蔚为壮观，形成了庞大的公私收藏格局。
2013年1月22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及东京国立博物馆成立140周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将推出大型特别展“书圣王羲之”。该特别展主要展示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宫内厅、国外艺术机构乃至民间收藏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及唐宋以来历代书法大家的临摹品。前两年，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也举办了 “笔墨精神中国书画的世界”，以“典籍的世界”、“法帖的世界”、“文人的世界”和“收藏余光”几个部分，全面展示了收藏于该馆的中国书画。日本藏中国书画之系统，由这两个展览可窥一斑。
“古渡”与“今渡”
中国书画在日本曾形成两次收藏热潮。第一次是在12世纪至16世纪。这一时期，通过公私贸易船，以禅僧间的往来为主体的中日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的各种文物流传到了日本，其中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要数宋元绘画。这时期传入日本的墨迹、绘画一般被称为“古渡品”。“古渡”绘画的核心是以马远、夏圭、刘松年、梁楷等画家为主的南宋画院诸名家的作品，以及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类似宋元画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宋末元初禅僧画作以及大量禅师肖像画，现在，这一部分作品仅留存于日本。此外，由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的职业画家制作的佛画，例如成套的“十王图”、罗汉图、“十牛图”和水墨观音等作品也是“古渡”绘画的一部分。除了来往僧人携带的途径之外，一些画作还经由宋元海上贸易等渠道辗转至日本。
“古渡品”不仅与其他时期流向日本的中国艺术品存在时间上的差距，文化上的影响力也相异。正如日本汉学家米泽嘉圃所言，“这些作品不但决定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且还形成了日本自身文化的特质”。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日本藏家极力完善在这一系统下建立起来的中国书画收藏体系，并在这一收藏基础上，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收藏品和艺术特质。
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书画的东传一直没有间断，海上贸易是最重要的渠道，一些画商购买中国画至日本出售。一些被中国主流收藏排斥，不符合传统文人鉴赏口味的作品，在日本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崇高的地位，非常畅销，博得日本藏家喜爱。比如，被视为“粗硬”、“狂狷”的明代“浙派”作品，不被重视的晚明时期“吴派”作品以及流通于市的职业画家作品，文化的差异使中日形成了不同的中国画收藏体系。
20世纪初，中国遭受战乱，历经改朝换代之波折，大批中国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日本，在日本被称为“今渡”艺术品，掀起了中国书画东传日本的第二次高潮。清宫流出的书画为日本收藏打开了另一扇门，活跃于京都的中国学者兼画商罗振玉在日本宣扬中国文人书画收藏传统，得到画商原田悟郎和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的关注，在日本带动中国文人画收藏，改变了原有的收藏状况。资本雄厚的日本藏家开始意识到，他们收藏的中国画存在巨大的空白，开始整理、检视日本的收藏，学习并仿效中国鉴藏传统，购入与中国藏家大体类同的画作。一批文人画作品在这一时期流入日本。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小川睦之辅、斋藤董盦、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根津嘉一郎等人逐渐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书画大藏家。而从清宫流入日本的精品，也不乏有传为董源的《寒林重汀图》、李公麟的《五马图》、传李成所绘的《平林远树图》等重要作品。
“二战”及以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画，有的毁于战火动乱中，因为日本经济萧条文物价格大跌而流落到欧美各国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很多欧美藏家是从日本了解、介入中国古代书画，深受“日本趣味”和“日本化中国画”主导，才开始在世界各地网罗中国书画的。
中国书画异域生根
尽管经历浩劫，藏于日本的中国书画仍旧数量可观。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文化实业随之上升，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开始考虑为所藏中国书画寻找安稳的归宿，于是，流落到日本的中国书画大多成为公私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藏品。比如，阿部房次郎“爽籁馆”的全部藏品落户于大阪市立博物馆；根津美术馆是以日本实业家根津嘉一郎收集的艺术品为支撑建立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画藏品主要是上野精一捐赠的。此外，藤井有邻馆、澄怀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大和文华馆、出光美术馆都有大量私人捐赠的中国书画……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整理和完善，中国书画作品纷纷于日本各大美术机构落户安家，其中，众多作品被定为日本“文化财”、“重要文化财”和“国宝”。
日本不仅为所藏的中国画提供了庇护之所，还对流落海外的中国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构筑起完整的中国美术史论体系，呈现了全面的海外藏中国书画。铃木敬毕其一生，编撰了5卷本《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收录流落世界各地的中国画7000多件；户田祯佑、小川裕充在1999年—2000年主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编，这一浩繁的工程一直持续至今。
通过几个世纪的收集和保护，日本藏中国书画形成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在传统中国文人的收藏之外，构筑起另一类收藏体系，使那一部分被文人收藏家排除在外的中国书画得以保存，二者形成了奇妙的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画的面貌，使我们能够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审视中国画。正如美国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所言：“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中日鉴藏家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他们依照彼此差异悬殊的趣味和信条，为我们保存了如此丰富、品类各异的中国绘画。”
